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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 新时代天津企业家精神从何而来? 2017-11-20

前天(11月16日)的天津企业家工作会议和新出台的“天津八条”经过传播,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这座城市,近代以来并不缺乏具有现代知识结构、国际化视野、民族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周学熙、范旭东、宋则久、宋棐卿……是什么让今天的天津没有续写这份名单?如何在新时代返本开新?如何营造实业和企业家茁壮成长的“高地”和“湿地”? 一位参加了本次企业家大会的企业家代表,忙里偷闲写就了这篇手记。外眼看天津,坦诚提出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层层剥笋地回答了问题,一家之言,不失尖锐,但殷殷之情可鉴,欢迎大家读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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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11月16日),天津市召开企业家工作会议,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代表和天津市本地的各级政府官员济济一堂,共同就如何为企业家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进行讨论。笔者有幸受邀参会,既深觉荣幸,更为天津在为企业、企业家服务上所推出的一系列政策而倍感振奋。


笔者曾在津工作多年,本次会议规格之高,在笔者印象中实属少见。会议前,市委书记李鸿忠同志亲自与来津的企业家代表座谈并举行欢迎晚宴。会上,企业家代表坐在会场前排,政府官员坐在会场后排,先请企业家代表做报告,再由政府官员发布相关政策。种种精心的安排,无不在向企业家和社会传递一个信号:舞台要有演员、战场要有将军,天津新时代的发展大幕已经开启,需要更多企业家在这里大展拳脚,需要新时代的天津企业家精神生根成长。


当我们对某一个问题越重视,就说明这个问题越严重,当我们对某一样东西越渴求,就说明这样东西越缺失。天津市委市政府这次如此高规格举办企业家大会,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天津在培育企业家、发展企业家这方面存在着明显短板。


其实,当我们将历史的坐标轴再往前推移百年就会发现,天津并非是一个缺少企业家基因的城市。周学熙、范旭东、宋则久、宋棐卿……这些具有现代知识结构和国际化视野的实业家,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在天津这个舞台上,为当时封闭落后的中国开风气之先、引时代潮流,成为近现代中国一些重要产业的拓荒者和奠基者,影响绵延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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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从左上到右下的顺序分别为:周学熙、范旭东、宋则久、宋棐卿)


但不争的事实是,当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新征程时,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的过程中,天津的企业家精神却觉醒的缓慢而迟钝。当与国内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比,天津的本地优秀企业和优秀企业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严重不足。从过去的“一只鸡、一碗面、一杯酒”,到后来的“大飞机、大火箭、大炼油”,天津人所引以为豪的企业,往往都源于外企和国企在津的投资。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天津不缺少企业和企业当家人,但凭心而论,还未诞生出与城市地位相匹配的卓越企业家队伍。一个典型例子是,深圳大学毕业的马化腾,在深圳创办了腾讯;杭州师范大学毕业的马云,在杭州创办了阿里巴巴;北京大学毕业的李彦宏,在北京创办了百度。但从南开大学毕业的张一鸣,却在天津的近邻北京开启了创业之路,并打造了今日头条这家新兴的互联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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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从左上到右下的顺序分别为:马化腾、马云、李彦宏、张一鸣)


倏忽百年间天津企业家精神的勃兴与衰落,有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但这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逻辑是:企业家精神,与城市文化互为相关、互为因果。城市文化是企业家精神的土壤、基石和源头,当我们反思天津的企业家不多,企业精神不足的时候,更应该反思,我们这座城市的文化究竟是否给予了企业家精神充分的滋润和哺养?近代天津之所以诞生出繁若星辰的企业家队伍,是因为当时的天津在各方面都开风气之先、引时代潮流,这才吸引了一大批心怀报国梦想的人来到这里办实业、兴金融。但是,改革开放后,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狂飙突进相比,天津在改革的步伐上不够快,在思路的转换上不够及时,对创新创业的精神培育不够有力,对小富即安的文化改造不够彻底。这也直接导致天津的民营经济在很长时间内发展缓慢甚至几近停滞,所谓企业家精神也就只能是抱残守缺。


过去的十余年间,天津的发展曾迎来一段黄金阶段,滨海新区的开放,为天津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尤其是自2009年首次跃居GDP增幅全国第一的位置后,曾连续5年增速排名全国首位,直到2014年才回落到第三的位置。但这段时期很大程度依赖大项目的拉动,华丽的GDP数据并未很好地转化为良好的经济生态,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并未得到持续有效的激发,依靠央企、国企大投资拉动经济虽有益处,但民间经济自发的活力和创新弱化与此不无关系,在第三产业比重、民营经济比重等经济指标上,天津都远远逊色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当投资这个外来拉动引擎动力减弱时,经济的内生增长力量却并未跟上,这也是天津目前经济增速不断回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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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天津滨海新区)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要认识当前的天津经济,当前的政商逻辑,当前的企业和企业家精神,就必须从文化入手,从精神入手,从制度入手。正如李鸿忠书记在本次会议期间所谈到的,“天津优秀企业家数量较少,根源在于思维观念”,而改变的根本就“在于理念观念转变,在于念好市场大学,打开脑袋上的津门,让开放的新风吹进来。要坚决打破旧逻辑,破除“官本位”思想、树立重商意识,破除计划经济思维、树立市场意识,破除封闭保守观念、树立开放意识,破除畏难等靠情绪、树立服务意识。”如果说,本次企业家大会上所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是“表”的话,那李鸿忠书记的这些表述就是这些政策的内核。


当然,相比较政策的调整和制度的变革,对文化、精神和价值观的塑造和重组,是最为艰辛和困难的,无法一蹴而就,唯有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李鸿忠书记所提出的“构建阳光灿烂、水草丰美、适宜企业发展的良好生态系统”,也并非靠一个会议、几个文件就能实现,而是需要真正从思想观念上入手,从文化理念上入手,让创新成为这座城市的光荣,让创业成为这座城市的梦想,在全社会营造出“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的共识,为敢闯敢干的企业家鼓劲和赋能。天津不仅仅需要引进成熟的企业和企业家,更需要有一批自己的企业家在这片水土上生根、发育和成长,更需要形成自己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文化。这种改革的动力怎么来,对旧有思想观念的突破有将从哪里打开口子,不仅仅是给天津的政府官员提出的课题,也是给整个城市和社会提出的课题。


当下,亟待解决的是新政策的落实和契约规则的遵守,董明珠大姐所谓能“不找领导”,关键是制度的建立和干部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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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希望,这次大会能够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能够成为天津下一阶段发展的关键性布局。最后,想用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一书中的一句话送给天津——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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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同意这篇手记的看法吗?

对于天津的企业和企业家,

对于我们这座城市,

您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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